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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院士还为同学们带来了一篇美国密苏里大学王强教授的《科学报告的启蒙故事》节选打印文稿，经研工部整理，与更多的研究生分享。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在上海医科大学的生理学教研室，准备我最后一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一天，听说北医的韩济生老师正在隔壁的神经生物学教研室访问，于是，大着胆子推荐了自己，争取到了一个与韩老师见面的机会。我告诉自己要认真对待这次见面，因为我知道第一印象有多么重要。

　　当时，我正在积极申请韩老师实验室里的一个博士后位置。据我所知，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招收生理学博士后的地方。

　　博士后流动站可能是当年众多教育制度改革中最被看好的一种。不过，当时愈演愈烈的出国浪潮却掩盖了它的吸引力。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说服了自己和家人暂时留下来的，可能是觉得有比出国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或者是觉得一个不能辜负的新时代正在悄悄来临。而且，当时年轻，短暂的人生中只在长江以南或附近地区生活过，所以，长江以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清和远方。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北漂人群中最初的几个身影就这样出现了。

　　如果你在做粉丝的年龄做过粉丝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大概了解了我当时初见韩老师的心情了。不过，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却发生在一个更早的时候，这个故事所遗留下来的深远影响，可能才是催生我们想去北京的最原始的动力。

　　那是一九八三年，我还是同济医科大学校园里一位一年级的生理学硕士研究生。虽然还没有正式接触过科研，但这并不妨碍我对科学怀有一种高中生式的纯粹和神往的心情。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幻想自己能够改变世界，这种夸张的感觉，现在看来，倒是可以用来证明我也曾经年轻过。不过，想要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和运气，首先需要找到科学的大门。

　　正是这个时候，韩老师应邀访问了我的母校，像往常来访的学者一样，他作了一场学术报告。这可不是一场让人仅仅在满意的栏目中打勾的学术报告，而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风暴，风暴过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一个对科学有了全新认知的人，并且内心饱满地觉得，有人好像已经帮我刚刚推开了那扇神秘的科学大门。随之看到的门内景色，也像很多前辈描绘的那样迷人，我想我当时的脑内多巴胺，很可能在“脱负反馈”释放，久久不能恢复到报告前的水平。

　　如果记忆没有让主人失望的话，当时的一些细节是这样的，报告会在二个大教室里举行很多同学和老师挤在一起，气氛热烈。有很多原因让我们对即将开始的学术报告充满期待，比如，面对当时正在竭力试图复兴基础科学研究的时代背景，被指望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我们因此悄悄地流行起到学术报告会上去补课的时尚。当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介绍完了来宾以后，一位精干的中年学者快步走上厂讲台(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韩式快步)。一场冲击视觉和观念的报告会就这样开始了，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求师名单上，就又多了一位才华横溢和充满激情的老师了。

　　很显然，这是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其精彩的程度恐怕已经超出了设计者原来的要求，也令讲台上下的人都吃了一惊。首先，它照顾到了像我这样的科学新鲜人，以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把科学的意义和课题的复杂性演讲得像是一档让人全程睁大眼睛的流行电视节目·最强大脑·，就是给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智力享受。其次，生动的语言把科学的趣味性表达了出来。最动人的部分，是一些科学逻辑性上的举例，那是一些听了一遍就可以永远记住并且不愿意与竞争对手分享的故事。

　　很多年以后，当时在场的同学都还记得这次报告会。很多人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过，在我的眼里，它的意义远大于此，我想我是被震撼了，或者说是被脑风暴了，一次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洗脑。从报告中，我看到了科学和科学家，在开拓人类文明新边疆中的价值，了解了一堆杂乱无章的实验数据与生命之间的合理关系。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科学和逻辑思维所能产生的无穷魅力和乐趣，这些感知集中起来，让我第一次对科学的高尚和意义有了一个具体和清晰地认识，我觉得我太幸运了，不仅选对了研究器官(大脑，它对人体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人生的意义，我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答案。此外，我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些在短时间内迅速新生的认知，会不会就是人们常说中的启蒙或点燃昵?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后来，我又听过了韩老师在国内或美国作过的很多报告。从中我得出了一些结论。毫无疑问，在如何作科学报告方面，韩老师教会了我最多。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掌握了成功作报告秘密最多的人。不管面对何种层次的听众，他都能善于利用科学报告来展现科学和科学文化的魅力。我还记得，校园里那些兴冲冲赶去听韩老师报告的大学生们的身影。是的，每一个在韩老师身边工作过的人，都不会惊讶他对科学报告的重视和严格要求的程度。他首先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完美报告的定义。其次，通过句把句的指点，让我们学会了不少有用的规则和技巧。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一次，韩老师应邀到了我过去工作过的北片州立大学作报告，当时，面对人数大大超出了预期的观众，韩老师轻轻地说了一句《人越多的时候，我就越兴奋，也越是发挥得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与怯场紧张完全相反的演讲心理活动。这句像是出自于比赛型运动员嘴里的话，随风潜入了我的海马神经元，然后细无声地在里面滋润和生长起来。我不知道刘翔要是有韩老师做运动心理学部分的教练的话，他的北京奥运会之旅会不会完全不一样。但我知道，这句话让我在几场大型的学术报告会之后，生存了下来。我很惊讶这句话所能带来的正能量和它的长时程无耐受效应，它至少让一个胆小的演讲者从此不再胆怯，基至成为了一个学术报告运动的爱好者。最终，一个习惯于坐在讲台前面的人，站在了讲台后面，要知道，那里无处躲藏。

　　虽然学术报告并不是科研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而且，有机会与同事分享最新的实验结果，也是一个热忱的研究人员最幸福的时刻。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精于此道的人并不多。天才的报告者多半是杰出的科学家，但反之不然。那些能够用两种语言把复杂的新发现说得简单有趣同时又能启发和鼓励年轻人的学骨演讲者，就尤其稀少和珍贵了。

　　如果记忆的长短可以被用来衡量某项早期启蒙教育的影响力的话，那么韩老师的演讲，的确经常占据了我对北医生活的回忆(总有一些喜悦不会被时间冲淡)。虽然不想过于美化一场报告会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但我时常在地下室里偷偷排练演讲的时候，暗自问自己，这张图表，要是韩老师的话，他会怎样表达昵?

　　我的人生体验似乎是想说明一个普通的道理，就是没有人不具备潜质，只是有的人，还不知道他们正在等待潜质被点燃，就是说，还没有遇到没有谁就没有谁。那样的启蒙老师。因此，每当我遇到一些“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出来又不能怪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可能是需要听听一些类似于启蒙过我那样的科学报告会了，否则，这些倒霉的孩子也许会苦苦地等上一辈子。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出与他们的天赋相符合的成绩，如果他们的天赋能够被某种方式及时点燃、而且此后又学会了作好学术报告的话。

　　年轻的时候希望人人都是伯乐，年纪大了以后希望人人都是千里马。可能伯乐或千里马的人口基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想要找到对方的时候就能够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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