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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仪礼》学发展史上,清代后期是一个以学术总结和转型著称的历史阶段。随着书院讲学的不断繁盛,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传统文献刊刻事业的技术更新,民间礼学普及类读物的不断催生与渐次普及,晚清礼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出现了新气象,较之《仪礼》文本的诠释与再诠释,显得更趋活跃。

　　讨论清代《仪礼》学的演变与发展历史，尽管主要是围绕出现的各类清代《仪礼》文献开展研究，考察诸家学者关于《仪礼》的名物训诂和仪节仪制诠释等相关情况，辨析诸多流派的演变与发展脉络，但同时也要探讨《仪礼》学在具体现实社会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就清代后期而言，当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过去之后，特别是历经了鸦片战争的社会动荡之后，整个社会虽然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阶段，但就当时的学术潮流而言，学术界面临的现状是“传统仍固而西学已渐，经学复兴又新学蔚起”，经历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新的‘经世致用’的变化”[1]。对于《仪礼》学而言，也处于一个学术总结和转型期，在士人和社会群体中的传播，同样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清代后期的《仪礼》学传播和发展，除了撰写专门论著的形式外，更多是和当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以及各类学塾、书院盛行的讲学之风联系在一起的。

　　清代后期，出版界铅印和原有的雕刻并行于世，由于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不断传入我国，出版业的印刷更趋便利。较清代前、中期，此时所刊刻的各类经学文献定价更低廉，也较易得。加之当时南方一带战火连年，清政府国势日衰，民生凋敝，为了补充中损失的书籍，避免士人无书可读的凋敝现状，一些地方官员“提出‘及时振兴文教，刊刻成本’的主张，并且奏请把‘刊书’一事当做‘亟宜兴办’之要务”[2]。在他们的倡导之下，从官府刻书机构到书院所设书局，从私家刻书到民间坊刻，无不致力于各类文献的刊刻事业，包括《仪礼》学在内的各类经学文献，迎来了历史上的刊刻印刷黄金期，为礼学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清代前、中期的图书官刻工作主要集中在内府，然而到了嘉庆朝之后，武英殿刻书力量日渐衰落，殿本数量日趋减少，官家刻书的主体逐渐让位给各省的官书局。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进入安庆，以振兴文化为名，创办官书局，并延请洪全奎、莫友芝二人督理创办书局事宜，选委一些积学名士分任校勘。后来曾国藩攻进金陵，又设江南书局。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曾国藩二任两江总督，将书局正式命名为“金陵书局”。到第三年六月，曾国藩致信马新贻总督将原私立金陵书局转为官办。此后不久，各省专设的刻印机构——“书局”相继成立，主要包括：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四川官书局、安徽敷文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直隶官书局等。这些官书局刻书，虽然所刊刻的书籍多是御纂、钦定的本子，但文献则以经史类著作为主，其中不乏《仪礼》学著作，业已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官刻书的主要代表。例如：

　　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官书局（后改称“江南书局”）刊刻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系《十三经读本》之一种。光绪十二年（1886年），又重刻张氏此书。

　　同治十一年（1872年），山东官书局刊刻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其中附《监本正误》一卷，《石本误字》一卷。

　　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崇文书局刊刻有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一函四册。

　　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官书局刊刻有《读礼通考》一书。光绪年间，还刻有《仪礼注疏校勘记》《仪礼章句》四册等《仪礼》文献。

　　此外，浙江、山东、湖北、山西等地的地方官府刻书机构也刊刻了许多《仪礼》学著作。

　　这些地方官府刻书机构的成立和大量儒家经学文献的刊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研究和传播，对于《仪礼》学的发展颇有裨益。此外，也有不少同样以“书局”命名的刻书机构，但并不属于地方官府机构所办书局，如苏州汤晋苑局、成都尊经书局等，都是书院下设的刻书机构，前者曾于同治七年（1868年）刊刻过《仪礼章句》二十册，后者则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刻阮元《仪礼石经校刊记》一书，成为《石经汇函》本之一种。此类“书局”的成立与图书刊刻，为士人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精神食粮，使《仪礼》学的发展与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书院刻书始于宋代，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1]13。清代后期，不少书院在从事传统的教育教学之外，还注重致力于刻书事业，借以保存国粹，振兴和传播传统文化，《仪礼》文献自然也在其刻书范畴之列。从清后期整个阶段来看，书院的《仪礼》文献刊刻，既有大部头的经学著作性质的刊刻，也有单独礼学著述文本的刊刻，更多呈现出一种于平淡中显露特色的态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规模最大的两次丛书板刻和印书活动，依次如下：

　　一是补刊续刊学海堂“皇清经解”。该丛书始刻于道光五年（1825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全书辑刻完毕，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种著作，凡一千四百卷，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咸丰七年（1857年），英军攻粤，原有书版遭受兵火的焚毁，残存者仅十之五六。咸丰十年（1860年），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捐资补刻数百卷，并增刻冯登府著作七种，计八卷，次年补刊完成，此即“咸丰庚申补刊本”。同治九年（1870年），广东巡抚李福泰刊其同里许鸿磐《尚书札记》四卷，附于“皇清经解”之后，是为“庚午续刊本”。

　　二是南菁书院编辑刊刻“皇清经解续编”。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先谦以江苏学政身份主讲于南菁书院，延揽一批文人，收集乾嘉以后的经学名著，并及乾嘉以前为阮刻《皇清经解》所遗漏之书，依仿阮元《皇清经解》的编纂体例，统一加以汇编刊行。总计收书二百零九部计一千四百三十卷，作者多达一百一十三家。一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方刻毕刊行。该丛书所刊刻的清代《仪礼》文献主要有：江永《仪礼释宫增注》《仪礼释例》，任启运《天子肆献祼馈食礼》《朝庙宫室考》，宋绵初《释服》，胡培翚《仪礼正义》，吴卓信《丧礼经传约》，郑珍《仪礼私笺》，吴嘉宾《丧服汇通说》，曾国藩《读仪礼录》，俞樾《士昏礼对席图》《仪礼平议》。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刊刻者在版本的选择与校勘上，下了一番功夫，如《仪礼正义》一书，胡培翚临终前并未完稿，余稿为门人杨大堉拾遗补成，咸丰初年由陆建瀛始加刊刻，业未就而陆氏罹难，版刻工作遂为停止，此后几经辗转，原板归于京师，胡、陆后人复于同治中方重加补校完成。初刊木犀香馆之汤晋苑局刻本，校勘未为精善，加之胡氏原稿多已散佚，无从订正，因而南菁书院“经解”重刊时，编辑校刻者对原刻本颇加校改，较之原刻本质量要高得多。

　　以上两套丛书的刊刻出版，称得上是集合了清代经学著作之大成，对于之后《仪礼》文献的传播，以及后人传承和总结包括《仪礼》学在内的清代经学成就，提供了极大便利。

　　另外，当时还有极少数学塾刊刻《仪礼》文献的情况出现，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东洲讲舍刊刻《湘绮楼丛书》，其中包括王闿运《礼经笺》一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雷浚应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之聘，任苏州学古堂主讲，和汪之昌一道纂辑《学古堂日记》，其中包括于鬯《读仪礼日记》和费祖芬《读仪礼日记》两种。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之后，清王朝进入急速衰落的时代，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和西方文化的侵袭，中国社会与传统的儒家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尽管一部分仁人志士不满于汉宋学的空疏无益，主张关心民瘼，重新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倡言社会改革，但也有不少学者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学的传承，并且出现了一批以弘扬、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儒商、藏书家和刻书家。

　　相较于乾嘉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私家所刊刻的《仪礼》文献数量不少，并以丛书本为主。从刻书者与文献著述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清代后期刊刻的《仪礼》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刊刻自身及家族先人的著述。例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朱氏家塾刻家族学者朱骏声所著《仪礼经注一隅》一书。同治八年（1869年），安徽绩溪胡肇昕重刻其曾祖父胡匡衷所著《仪礼释官》一书，该刻本有“同治己巳重刊”“研六阁藏版”等字样。光绪十四年（1888年），嘉定汤氏刻汤馥藻所著《仪礼指掌》一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曹元弼先后自刻所著《礼经校释》一书。这种家族自刻族人所著礼书的现象，清代后期颇为普遍，有助于《仪礼》文献的及时传播，影响甚大。

　　刊刻乡贤的著述。例如，咸丰初年，安徽桐城光聪谐辑录同乡前辈著作一百余种，编成《龙眠丛书》。该丛书汇辑宋元以来龙眠文人之著述，而以清代为重，可惜锓版将成，即毁于兵火，刊未竣。今之所存仅二十二种，且亦残缺不全，其中礼学著作有方苞《仪礼析疑》一种。

　　刊刻时贤的著述。例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湘西李氏辅耀鞠园刊《读礼丛钞》。当其居其母徐氏之丧时，哀毁倍至，而动止必稽于古礼。既葬庐墓于长沙河西都绯珠塘，即墓为庐，名之曰怀翼庐，以寄其孺慕之思。复辑录有清理学名家张扬园、吴肃公、汪琬、毛奇龄、毛先舒、阎若璩、吴卓信、李文照、陈祖范、唐鉴、张华理、周保十二家说礼之书，别裁旁出，辑而刊之，命为《读礼丛钞》。

　　在道光年间之后私家刊刻的各类典籍当中，有的颇为精善，称得上善本之书，例如，吴江沈氏世楷堂所刊《昭代丛书》，便深受当时士人及后世学者嘉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歙县学者张潮、张渐首先负责发起编辑该丛书，此后一直到道光年间，先后又经由吴江学者杨复吉增辑，沈懋德续辑，最终编纂完成。由于刊刻精善，所刻文献传播极广，颇受当时学者关注。

　　道光、咸丰年间，书院官学化程度不断深化，书院山长的延聘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六记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下谕旨给各地官员：“延请院长，必须精择品学兼优之士，不得徇情滥荐。”为进一步强化书院的“育人”宗旨，突出山长的引领地位，朝廷重申山长人选的标准必须是“经明行修之士”，其聘请须经由教官、乡绅、耆老等共同推荐，以及地方官员认可才行。在朝廷发展文教、“底定人心”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在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书院教育发展得以进入良性阶段。特别是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张之洞等一批地方军政大员的大力支持下，众多书院得到修复，新创建的各级各类书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仅就数量而论便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此后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限定两个月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至此，古老的书院在历经千年之后，终于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沉寂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

　　考察书院教育在清代后期《仪礼》学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礼学名家在书院讲学时期的文化传播情况，二是礼学名家经过书院学术熏陶的文化接受情况。当时社会活跃着一支周游于书院的讲学士子群体，他们一方面借以谋生，一方面通过课堂讲学、组织讨论、指导儒生等形式进行传道授业，传播自己的治学主张，并利用生活闲暇之余著书立说。这种情况在道光年间南方的一些省份表现尤为明显。在此种教育潮流之下，通过讲学、读经等形式，在师生之间进行儒学授受，包括《仪礼》学在内的儒家经学文化，在民间士人群体特别是儒生群体当中，得到广泛传播，并渐次加强了礼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据一系列个案考察发现，在清代后期有不少礼学家从事学术研究，都与在书院所受到的礼学、经学熏陶有着密切关联。

　　清代后期知名的朴学大师，俞樾毕生可谓与书院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教书授学，为清晚期经学、子学等诸多方面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很大贡献。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父在常州汪君樵家任私塾老师，他便随父读书，始得以粗通经文大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安县汪村设馆教书。咸丰八年（1858年）侨寓苏州，始读高邮王氏父子《经义述闻》《广雅疏证》等书，遂发研经之志。是年秋，经江苏巡抚赵德辙引荐而主讲云间书院，授课之余，重读经书，旁及诸子，多有心得，以订正前人诂释谬误为乐。同治五年（1866年）秋，经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担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同治七年（1868年），完成《群经平议》撰写并刊刻出版，并于该年冬天辞去紫阳书院教席，接受浙江巡抚马新贻邀请，任杭州诂经精舍主讲。同治九年（1870年）秋浙江省乡试中，诂经精舍学生中举者十九人，优贡三人，为历年所罕见，一时俞樾及书院声名大噪。光绪二年（1876年）夏，俞樾兼讲于上海求志书院，任经学和辞章学教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俞樾因年老辞去诂经精舍讲席之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俞樾辞去归安龙湖书院和上海求志书院的讲席之位。俞樾在上述书院讲学经历中，尤以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时间最长，从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达三十年之久。

　　俞樾长达几十年的书院讲学生涯，培养的各类学术人才无数。诚如有学者所言：“当时海内外慕名负笈来学者接踵而至，号称‘门秀三千’，投其门下者有戴望、朱一新、黄以周、章太炎、吴昌硕、施新华等人，对后世特别是对江浙地区之学术影响颇大。”[3]在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期间，他谨守阮元讲学例规，不向士子传授八股时文的写作，“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选刻课艺，亦存此意。非敢爱古而薄今，盖精舍体例然也”[4]。在其讲学内容当中，经学讲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始终反对当时一些书院教学“以场屋应举、文诗课士”的做法，这从当时诂经精舍诸生的课艺之作中便能得到印证。

　　就《仪礼》研究而言，其书院弟子中影响最大者当属黄以周。黄氏问学“不拘汉宋门户，体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训，上追孔门之遗言”[5]。黄氏著述《礼书通故》的学术旨趣，“并不在于资料的汇集编纂，而着眼于辨析是非，其资料的纂辑是服从于辨析是非的”[6]。这种强调辨析前贤治学是非得失的治学取向，与俞樾《群经平议》的治学形式虽有所差异，但治学要旨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礼学研究也赢得了俞樾的赏识，如俞樾以为秦蕙田《五礼通考》“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而肯定黄氏著述《礼书通故》虽然“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但“精则过之”[7]。

　　在俞樾的书院弟子中，研究《仪礼》较有成绩者，还有上海南汇人于鬯。他一生致力于经史之学研究，对于儒家“五经”都有遍览和刊正之作，其中与《仪礼》学密切相关者，主要有《读仪礼日记》《仪礼读异》《殇服》《香草校书》数种。于鬯谈及自身问学旨趣时说：“阮氏元叙程书曰：‘夫玩索经之全文，以求经之义，不为《传》《注》所拘牵，此儒者之所以通也。’鬯谓阮氏此言，可为读书之准。此非不讲师承也，乃正善于讲师承也。所恶于异郑者，为其师心自用、违经背理也。若本经以为义，则又何恶？且郑君之学惟不专主一家，故能成其大。今学郑而惟郑之是，不适坏郑氏之家法乎？必非郑君所许矣。”[8]强调既要遵守郑氏治礼家法，又反对一味唯郑《注》是从，一切以“实事求是”为准则，这也与俞樾所说“著每遇一题，必有独得之见，其引前人成说，或数百言，或千余言，要皆以证成吾说，合吾说者，吾从之，不合吾说者，吾辨之、较之，而非徒袭前人之说以为说也”[4]的治学要旨，是大体相吻合的。

　　再如，江苏阳湖（今属常州）学者蒋彤研治礼经，也受他的同乡、书院师长李兆洛治学影响很深。李兆洛，字申耆，号绅琦，晚号养一老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安徽风台县知县，兼理寿州。后奉讳去官，先后主讲真儒、敬敷及江阴暨阳书院，前后将近二十年。薛子衡《养一李先生行状》记载李氏：“日聚弟子讲诵其中迨十余年，而暨阳科第之盛倍于往昔，治经术、通音均、习训诂、订与图、考天官历术及成学治古文辞者辈出，皆先生所授也。”他学识宏富博通，对于汉唐以来诸儒有关儒家“十三经”文献及成说颇有娴熟，而且好学深思，“期为有用，异于守一家之言、立帜以焉名高者”，“士通一艺，咸思罗致，后进咸奉为依归”[9]。

　　李兆洛教学颇有方法，“先生因材而教，使治经术，通音韵训诂，订与图，考天官历算，及治古文辞，各专一艺，成就者辈出”[9]。在暨阳书院主讲期间，他一边教学一边著述、刻书，而且多能得到书院之众弟子相助，“此间诸子甚有向学者，析疑求是，差用欢然，以乐慆忧，聊堪遣日”[10]。在众多相与帮助的书院生徒中，蒋彤是最受李氏欣赏器重的一位弟子，他将平时讲学与师生交流的言论记载下来，在李氏死后整理成册，即《暨阳答问》一书。张舜徽先生在谈到蒋彤治学情况时，曾作如是评价：“彤之为学，承兆洛遗风，主博综而蔑据守，不期以专门名家……其于经史实学，颇有根柢。”[11]

　　受李氏影响，蒋彤“涉猎诸子，精于礼学，在《暨阳答问》中已有呈现。而此种学术兴趣，皆有李兆洛的导引之功”[12]。礼经学方面，蒋彤专力于《丧服》篇的研究。李兆洛曾就其《丧服》研究指导说：“先生谓丹棱曰，人学问须使有归聚处。汝既学《丧服》，大旨已得，便可搁过，但认真读书讲论，义理归到《丧服》一路上去，越归越多，越熟越精纯，超国朝追六朝人，且直接周公、孔子，若急欲成书，其有难通处，且将附会穿凿，自家回护其说，便做成郝敬、敖继公一派。汝今驳辨诸家，动不合己，岂知他成此书时，亦皆极力辩驳，矜为独得之秘耶？独得之秘亦何足恃，汝果能尽得天理人心之安耶？”[13]受此言论影响，蒋彤所著《丧服表》《集传》诸书，均不以“驳辨诸家”说解为治学之要旨，更多呈现出“承兆洛遗风，主博综而蔑据守”的特点。

　　上述诸位礼学家或于书院通过讲学形式传播礼学文化知识、培养礼学研究人才，或通过进入书院接受经学名家的教育，致力于推进礼经文化的传播与接受，使得礼学研究代不乏人，意义和影响甚大。此外，还有不少礼学名家借助书院讲学和研修，衍生出一批礼经学著作。例如，江苏山阳学者丁晏，在阮元延聘江藩主讲于丽正书院时，系丽正书院的一名生徒，接受了正统的汉学教育，后其亦主讲该书院，著有《三礼释注》八卷，成为株守郑学派的一位急先锋；皮锡瑞曾主讲江西经训书院；朱骏声早年肄业紫阳书院，后主讲江阴、吴江、荆溪、萧山等书院；郑珍先后主讲于湘川、启秀书院；胡培翚先后主讲于钟山、惜阴、云间、泾川等书院；张锡恭肄业于南菁书院等等。他们的礼学研究无不被打院礼学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烙印，着实令人注目。

　　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仪礼》蕴含着西周圣贤理想中的思想价值体系，同时又承载着汉代以来民众日常行为处事、伦理教化所需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清代社会对于礼经的文化传承，不仅仅通过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体现出来，同样也会借由民间儒生编纂的各类童蒙读物得以推广开来。诚如陈来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化中，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伦理教化的直接活动。”[14]对于礼学文化而言，礼学不仅仅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化民成俗”的实践性很强的大众文化，必然会借由民间儒生传播延伸到乡村蒙学领域，从而推动“三礼”文化的进一步推广，催生一批普及性较强的礼学读物。

　　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太谷学者孟先颖著《仪礼问津》。他在“自序”中称：“我朝《仪礼义疏》一书，举汉、唐以来难端疑义，阐发晓畅，足以息诸家聚讼之纷，而本经之难读依然，后生小学终不免望洋思返。吾师孔舟山先生向有手抄本，以便生徒记诵。其章段解说，以《注疏》为宗，兹复本《义疏》抄录，别为一编，经岁脱稿，同人借抄者踵至，已不仅为家塾课本，恐四羊三豕，点化成讹，转致贻误后学，爰重校付梓，用代传抄，名之曰《仪礼问津》，盖于望洋思返之下，以求一苇之航尔云云。太谷孟先颖识。”[15]可见，该书亦为一部读本体著作，“于经文皆分章段，所引诸家论说，不标姓氏，而于‘御案’则特圈出，旨在实用，于初学讲诵相宜”[16]。

　　道光后期，江苏元和（今苏州）学者朱骏声著《仪礼经注一隅》两卷。朱氏自作《弁言》说：“昌黎博敏，犹苦难读。与其不读，毋慭屚略。僮蒙犬子性非颖，特全经之授虑艰上口，强涩记诵，耗积时日，妄率己意，断章节，取经、《记》、《注》、《疏》一隅，是举聊为塾课。”[17]朱氏引经文颇不规范，不求全而重贯通，因此许多篇目的经、《记》都是经过删节而成的；朱氏还特别运用串解体的编排方式，通过增添少量相应的文字，贯串经文之意，使经文成为浅显易读的文字材料，则该书纯为塾课而撰，不重在学术创新。书中收录《仪礼》十七篇并不完整，其中《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有目无文，《士相见礼》篇经文也仅止于“若有将食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一句。经过朱氏行文串解之后，整段文字几近于大白话，颇利于塾课之易。

　　同治后期，河南祥符（今开封）学者刘曾著有《仪礼可读》《仪礼约解》。刘曾重视蒙学，其于“三礼”类著述有《周礼可读》六卷、《周官约解》三十五卷、《仪礼可读》十七卷、《仪礼约解》二十三卷、《礼记可读》八卷、《礼记约解》三十六卷等，均属于读本体著作，传统儒学启蒙教材特色较为明显，现有光绪间《祥符刘氏丛书》油印本传世。其中《仪礼可读》大致缀取各篇仪节大要而成，自谓“韩昌黎读《仪礼》曰：‘缀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学者可观焉。’惜其书不传，兹编乃仿而为之”[18]；而《仪礼约解》则不详载《仪礼》十七篇经文，只取所需约解的经文文句，并摘引前贤时哲有关研究成果为之约解，至于诸儒考辨疏证过程性质的语段一概不收入该书，著述不求广征博引，务求明经义而已。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嘉定人汤馥藻刻《仪礼易读指掌》一书。据汤氏《自序》称，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汤馥藻“得山阴马氏《仪礼易读》一书，用注文以衬明经文，其义明矣，惜乎全书仍难以卒读也。又得长沙唐陶山先生《仪礼蒙求》一书，一礼为一篇，简则简矣，骤而观之，亦仍不甚明了，因取《易读》合观之，方知某字为某句所由出，某句为某节所自来，且其例无郑《注》、贾《疏》一字入文，故间有拘泥于经文而反致词晦，牵强于对仗而转成语病者，非加注释不明也”。基于此，汤氏取唐陶山所著《仪礼蒙求》十二篇“隐者显之，晦者明之，奥者达之，繁者删之，略者益之，俾读者至明且易，如示诸掌，名曰《指掌》”[19]。该书共分十三卷，每卷分上下篇，上篇为《仪礼易读》，下篇为《仪礼指掌》，依《仪礼》十七篇次第，一礼为一篇，惟缺《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未刻。其中《仪礼指掌》是在唐陶山《仪礼蒙求》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于每页上方又加附注语，有时亦取聂崇义《三礼图》中《仪礼》诸图列于上方，引《注疏》精义细绎之。每一节之首略用提笔，一节之尾略用收笔，以清眉目。据此可见，该书的编刻，对于《仪礼》的普及推广，确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光绪年间，湖北钟祥学者黄元善著有《仪礼纂要》。黄氏作《仪礼汇编引》云：“兹就坊刻《约编》揭要经注，诸选本所已采入者辑存之，复于经、《记》中摘增万千数百字，共一万九千八百余字。其细注、旁注、顶批、反切，俱遵《仪礼音训》《仪礼注疏》及《钦定仪礼义疏》汇入。至卜氏丧礼一册，为《公》《谷》所自祖，照录原文不遗一字。每编仍录《约编》‘叙略’缀于其后，使读者一目了然，易于成诵。”[20]可见，黄氏该书主要根据《仪礼约编》《仪礼音训》《仪礼注疏》及《钦定仪礼义疏》等删节而成，是一部删改体著作，注释甚为简明。通观黄氏全书，《士冠礼》至《觐礼》“经、《记》择读”，《丧服》篇“全读”，《士丧礼》《既夕礼》两篇阙，《士虞礼》篇“经阙录《记》”，《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及《有司彻》三篇“经、《记》择读”。

　　总之，清后期一部分礼学家纷纷将研究视线转移到《仪礼》文化的普及中来，从事于课蒙读物著述编撰的工作。尽管此类礼学著作大多缺乏创新性，但对于《仪礼》学在民间士人群体和童蒙当中的推广与普及，却发挥着专门论著难以企及的作用。就此间《仪礼》普及读物著述体式的选择情况来看，不仅有清中期礼学家所选择的“读本体”“删改体”两种编纂方式，又有少数学者另起炉灶，尝试用增串体、评点体的著述方式。读本体著作主要有《仪礼抄略》《仪礼便蒙》《读仪礼录》《仪礼约解》《仪礼可读》《仪礼先易》《仪礼问津》等几种，删改体著作则有《仪礼注疏删翼》《仪礼纂要》两种，增串体著作有《仪礼经注一隅》一种，评点体著作有《仪礼评点》一种。在清后期成书的《仪礼》文献当中，普及读物比例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这是清代前期与中期所难以比拟的，着实彰显出后期《仪礼》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之盛在民间的影响之深。

　　[1]胡昭曦.振兴近代蜀学的尊经书院[M]//蜀学（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

　　[2]张雪琴.从浚文书局到山西书局——近代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图书出版业[J].新闻出版交流，2003（5）.

　　[3]苏菡丽.俞樾的经学思想及其特点[M]//东吴哲学（2006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4]〔清〕俞樾.诂经精舍五集序[O]//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5]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8.

　　[6]王文锦.点校前言[M]//礼书通故（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7.

　　[7]〔清〕俞樾.礼书通故序[M]//礼书通故（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清〕于鬯.读仪礼日记[O]//续修四库全书（第93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朱氏家塾刻本.

　　[9]〔清〕徐世昌著，舒大刚等校点.清儒学案(卷一百二十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0]〔清〕李兆洛.又寄钱大今[O]//养一斋文集（卷八）.光绪四年刻本。

　　[11]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张舜徽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3]〔清〕蒋彤.暨阳答问（卷四）[O].道光二十二年木活字本.

　　[14]陈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清〕孟先颖.仪礼问津序[M]//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16]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17]〔清〕朱骏声.刻《仪礼经注一隅》弁言[O]//续修四库全书（第93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朱氏家塾刻本.

　　[18]〔清〕刘曾.仪礼可读[O]//祥符刘氏丛书.光绪元年油印本.

　　[19]〔清〕汤馥藻.仪礼指掌·自序[O]//仪礼易读指掌.光绪十四年家刻本.

　　[20]〔清〕黄元善.仪礼汇编引[O]//仪礼纂要.光绪二十年刊传经书屋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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