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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人称“学术超女”，是继易中天之后又出现在《百家讲坛》中的一个学术明星。《百家讲坛》很好，人文学科的“学而优者”也算有个好集可以赶了。从根本上来说把《论语》诠释到雅俗共赏境界的，于丹不是第一人，《论语通译》、《论语今解》、《论语别裁》都可以。尤其是南怀瑾应该能够算得上她的老师，我敢断言，如果南怀瑾先于丹上过一把《百家讲坛》，那之后就没有于丹了。　　于丹毕竟是成名了，于丹为什么能够成名呢?你也许会说她学问做得好，但是以鄙人之见，她在古代文学方面不见得会比我们学院的古代文学老师好。比如，于丹把《论语》当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理解为女人和小孩子，这显然是不妥的。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学术背景，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学，虽然她也有着古代文学硕士的学习经历，但是她受到传播学的影响更大。复旦大学李良荣主编的《新闻学概论》提到“受众是新闻媒介的积极参与者，决定着新闻媒介内容的取舍和风格定位，受众是财富之源”。显然她比其他学者更能体会到受众的重要性。总体而言，于丹用《羊皮卷》、《智慧背囊》、《心灵鸡汤》等书里的小故事来诠释《论语》，使之通俗更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严格来说只能算上是语言的艺术。而且电视这种传播手段给许多人省去了读书的“麻烦”。南怀瑾先生则不同，他治学比较严谨，他也会用故事来帮助理解，但这些故事也多半有它的历史根据。他更侧重于本源道理的解释，范围不够广，而且略带文言的叙述口吻使得大众阅读起来略显困难。　　酒香仍怕巷子深，大智慧的人照样会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广布四海，耶稣不例外、释迦牟尼不例外、孔子不例外，至于现在的很多学者，推销自己的观点就更重要了，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传播过程中，讹误常常与智慧同时被放大。如果我的观点错了，我们宿舍可能会跟着错，我在班里说，顶多错一个班级，这取决于我所能影响的范围的大小。而于丹如果错了，影响就会很深远了，“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唉，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们家有哥儿仨，我们家有五兄弟，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号称八大金刚呢，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以上为于丹在（心灵之道）里提到的一个小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阐述儒家所提倡的内在修行与同别人交往的道理。但是，于丹所述不实。这种说法难免过于牵强，司马牛的哭泣并非因为只是因为其兄弟很少，而是因为其兄弟犯了罪，司马牛耻于有这样的兄弟，于是，哀叹别人都有或是勤劳，或是勇敢的兄弟，而自己的却是个罪犯。因而心中很难过。其中还有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是”，是仅仅的意思。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于丹<论语>心得》所讲不过《论语》十分之一篇幅，没读过《论语》的读者难免被误导。这些错误，去网上搜一下，不比小沈阳少。相比之下，我觉得南怀瑾就比较智慧，他在《论语别裁》一书中比没有很多的主观色彩，把原本展现给读者，顶多再加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剩下的事情便有读者自己来完成了。　　王立群读《史记》，火啦！易中天《三国》，火啦！刘心武读《红楼梦》，火啦！于丹读《论语》，火啦！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的火带来的为什么不是《史记》热、不是《三国》热、不是《红楼梦》热、不是《论语》热？有人曾经说做学问的最起码的是能够自圆其说，最忌讳的是人云亦云，但是，快餐文化让我们先无所适从，而后随波逐流。　　还是让我们自己去品读《论语》吧，钱钟书先生曾经说：“中国缺乏的是哲学家，但是从来不缺乏‘哲学家学家’。”于丹说得再好也不过是她的读后感，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仅仅通过读于丹学习“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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