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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词中可以看到思想的历史脉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反映了遵义会议前思想的孕育，以《沁园春·长沙》为标志，分为早期的发蒙、立志与而立之年后的思索、探路两个阶段。“而今迈步从头越”，反映了遵义会议至新中国成立思想的成长，分为抗战准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反映了建国后思想发展期的历史，分为1949年至1966年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只争朝夕”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只争朝夕”阶段。

　　是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也是诗人革命家和革命家诗人。诗词体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诗词研究者朱向前曾说：

　　诗词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和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程，是好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25年，作《沁园春·长沙》，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句，反映了41岁之前思想孕育期的历史，也反映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

　　经过亲自挑选，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中，收入遵义会议之前的诗词有14首，而开卷篇就是《沁园春·长沙》。这充分体现了对《沁园春·长沙》的重视。逝世后，出现了诗词多种版本。1996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诗词集》，是国内正式出版的一部诗词集，共收入诗词67首，其中正编42首，副编25首。但是，这部诗词集还不是全集，的有些诗作没有编入其中。不少研究者编辑的诗词，收入的面要宽一些。如：

　　朱向前的“诗词鉴赏”加“附录”收入诗词76首。好多版本都增收了1925年创作《沁园春·长沙》之前的多首诗词。

　　思想孕育期的历史，从他的诗词来看，以《沁园春·长沙》为标志，可以分为早期的发蒙、立志与而立之年后的思索、探路两个阶段。

　　这首儿诗充满了小作者天真烂漫的童稚之心，也显露了小作者的灵气和才气。那时的农村都是“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8岁的也是想着过年吃美味的饭菜。他还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这首诗里还看不到他的志气和思想。

　　四年后，12岁的作的两首诗，已初步显露了他的志气。其中一首是《五古·咏井》：

　　这两首诗，初步表达了少年在志气方面的取向：不做井底之小鱼，独爱傲火志坚的指甲花。

　　17岁的离开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与私塾不同的新式学校。在那里，的心志也跃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有改写他人的两首诗为证。

　　这首诗表达了要到外面的大世界经风雨见世面的心志。一首是改民间流传的《咏蛙》诗：

　　湘乡县立新式学校里多富家子弟，他们开始时瞧不起山冲里来的，但相处几日下来，新年诗词在灵气、才气、志气上又不得不佩服。这首诗反映了在湘乡学校境遇的变化也表达了他敢为天下先的心志。

　　到省城长沙读书的，遇到了德高识广的恩师———杨昌济，眼界大开。他知道了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封建主义造成的落后，开始形成救国心志。他在1915年写的两首诗抒发了这种心志。

　　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中，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和北方的沙皇俄国对中国野心最大、伤害最重。这就是青年在诗中强调的东海、北山的日俄对中国的危害。为争夺独占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还爆发了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结果是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权。这之后，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初，日本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得知后愤怒写下那16字诗。这是标志走上革命道路第一步的一首诗。此后至写作《沁园春·长沙》的10年中，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在北京结识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参加五四运动，在上海结识陈独秀；参加创建中国；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期间，受苏联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沁园春·长沙》之前的诗词，更多联系的是父母、妻子、老师、同学，之后的诗词，更多联系的是革命、建设、战友、朋友和斗争对象。

　　自从在《沁园春·长沙》中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10年一直在努力地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由谁来主导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由谁来主导一直在努力地回答“谁主沉浮”这个大问题。

　　当时盘踞在中国各地的封建军阀，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继续像慈禧太后那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丧权辱国，欺压百姓。中国和中国合作向北讨伐封建军阀，曾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一线希望。但是，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力量的强大，由于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力量的幼小，其领导人放弃领导权，又看不清自己的同盟军和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很快陷入低潮，中国依旧是黑暗势力占据统治地位。

　　继发出“谁主沉浮”的愤问，1927年春，在《菩萨蛮·黄鹤楼》中表达了“龟蛇锁大江”的郁闷。对这首词有一段自注：

　　在写这首词之前，已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等重要思想。写这首词之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将队伍带到井冈山，逐渐形成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切入点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派的第一枪，但起义部队没有另立旗帜、另改称号。这年秋，领导的秋收起义则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旗帜，将起义军称作工农革命军。当时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记录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的历史，还写明了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1928年秋，写的《西江月·井冈山》记录了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经历。1929年秋至1931年夏，在建立赣东、闽西革命根据地战斗岁月中，在马背上哼出了多首诗词。1962年5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此间的诗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年4月，将这些诗词录寄发表前，作了简要说明：

　　这些词记录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哲思；也记录了当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要求红军打长沙等大城市的历史；更记录了“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等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得党中央领导权，“左”倾教条主义全面扩展。他们使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惨重，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撤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排挤，给根据地带来极大的祸害。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严厉批判。1932年10月，又将调离红军领导岗位。1933年夏作《菩萨蛮·大柏地》，发出了“谁持彩练当空舞”的疑问。1934年夏，军事形势危在旦夕，而作《清平乐·会昌》体现的是被迫过着闲居的生活。在解释这两首词时曾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还不断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华北。而蒋介石主导的政府却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个幼年的党，力量薄弱，受苏联和国际的影响极大，在许多做法上有盲目模仿苏联的教条主义色彩，“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时期已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思想，已找到不同于苏联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即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先后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取得初步成果。但是，这个时期的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心情是压抑的。他还只是局部的领导人，而不是全局的中央的领导人。他的思想还在孕育之中，还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35年2月，作《忆秦娥·娄山关》，其中“而今迈步从头越”诗句，反映了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国成立期间思想成长期的历史，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935年遵义会议至1937年“七七事变”为第一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第二阶段；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国成立为第三阶段。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一个阶段，是抗战准备阶段，也是一生的重大转折阶段。遵义会议是个起点。遵义会议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使开始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层，并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心骨，成为红军的主要指挥员。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一个阶段，是诗词最出彩的阶段。继创作《忆秦娥·娄山关》之后，1935年10月，接连写了四首诗词名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是诗词创作最多的一个月，反映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喜悦的心情，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情。在一个月创作这么多诗词之后，紧接着，1936年2月为开辟抗日通道而进行的东征途中，又写出其诗词创作的巅峰之作———《沁园春·雪》。这首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题的名作，包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思想。一年后，撰写的《祭黄帝陵》，集中地以诗的形式表达了抗日救亡的决心，其中写道：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一个阶段，是思想开始成长并迸发出巨大能量对全党产生巨大吸引力的阶段。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批判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石破天惊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指出：

　　这就是他诗中颂扬的“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照此“良方”去做，出现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新局面。

　　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系统地说明了党应该实行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军事路线。指出：

　　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

　　在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之后，又着手解决思想路线年七八月，先后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的写作，并分别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实践论》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只会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看轻实践的认识错误。《矛盾论》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看轻矛盾的特殊性的认识错误。《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哲学思想的巅峰之作。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中国和中华民族从危难中奋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阶段。中国和红军实行的实践第一、重视特殊性的思想路线和从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的实际出发的军事路线，使蒋介石在西北组织的“围剿”次次都失败了。中国和红军实行的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对付日本入侵的政治路线，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相互呼应，使“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起来，使奉蒋介石之命攻打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要求掉转枪口对付日本侵略者，爆发了“西安事变”，出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时局转换。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二个阶段即抗日战争阶段，是的诗词创作较少的一个阶段。大多数诗词编辑者收入这一阶段的诗词，只有1943年3月写的一首《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也有编者将《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题〈中国妇女〉之出版》作为四言诗编入这一阶段诗词中。

　　1940年1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期刊载题词：

　　这三首四言诗，在的诗词中其艺术水平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强调战斗、学习、生产和妇女解放，却有极重要的思想意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战斗，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妇女解放，男女并驾，这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要求之一。在延安发动和领导的学习运动、生产运动，是“而今迈步从头越”以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最重要的克敌制胜的两大运动。由倡导学习到开展整风学习，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防范得到落实。这种学习使党的各级干部统一了认识，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生产运动解决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问题。生产运动减免了农民负担，使老百姓缸里的粮食满满的，打破了封锁，克服了困难。这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二个阶段，虽然诗词创作较少，却是著作最丰、最重要的著作相继问世的阶段。这个阶段写的《论持久战》，结合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思想，是军事著作的代表作。这个阶段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政治著作的代表作。这个阶段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当时整风学习的指导性文件，是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代表作。这个阶段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化思想的代表作。这个阶段先后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反映了中国人的品德和追求，是价值观的代表作。这个阶段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经济思想的代表作。

　　这一阶段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其中国化的阶段；是党内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思想”的阶段；是思想开始成熟的阶段。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开始成熟，中华民族由跌入谷底开始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党，一个集合了121万党员，领导了近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1万军队、220万民兵的强大的党。中华民族经过艰苦的抗战，取得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第三个阶段即解放战争的阶段，这也是的诗作比较少的一个阶段。

　　大多数诗词编辑者收入这一阶段的诗词仅有4首：作于1947年3月的《五律·张冠道中》，作于1947年9月的《五律·喜闻捷报》，作于1949年4月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于1949年4月29日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本文认为还有两首诗应收到这一阶段的诗词中。一首是1948年11月形成的的“军队向前进”的五言诗：

　　这首诗凝练地表达了对军队、生产、纪律与革命胜利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管理好国家、建设好国家的思想，对指导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六首诗，前两首作于转战陕北途中，后四首作于由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至入住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之时，反映了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到最后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过程，也反映了蒋介石政权由不可一世到宣告统治终结的过程。

　　这个阶段，的诗作虽然不多，但却是其军事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大放光彩的阶段。这个阶段就奋斗的结果来讲，是中华人民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63年1月，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句，反映了中华人民国成立至去世期间思想发展的历史，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只争朝夕”，可分为1949年至1966年的建设阶段和1966年至1976年的“”阶段。前一阶段可以说是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只争朝夕”。后一阶段可以说是“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只争朝夕”。

　　前一阶段17年，是诗作最多的一个阶段。从76首的版本看，这个阶段诗词加上附录中的3首共35首。

　　这个阶段的诗词，有的反映了革命胜利后的兴奋心情。如1950年10月《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中写道：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又如1950年11月《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中写道：而今一扫纪新元。再如1954年夏《浪淘沙·北戴河》，词中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有的是对历史的思考，阐明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如1964年春写的《贺新郎·读史》。有的是对革命斗争史的回顾，阐明“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如《念奴娇·井冈山》中咏道：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地翻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咏道：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从根本点上看，前十七年这个阶段的诗词，反映他追求的是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只争朝夕”。

　　曾分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所以，要求急起直追进行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1956年6月，在《水调歌头·游泳》中，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诗句表达过这种要求。1963年1月，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再次表达这种要求。

　　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始进行经济技术建设的，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对此，讲得很多。他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比较，不仅落后于英、法、德、意，而且落后于荷兰、比利时、丹麦。中国也落后于东方邻国日本。中国与工业化最发达的美国的差距，认为

　　【“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是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经济技术落后就落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工业只占百分之十，所以提出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发展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要开展技术革命，号召全党要钻社会主义工业化，要钻现代化国防，要钻原子能技术。

　　清醒地看到经济技术的落后，所以强调要“只争朝夕”、急起直追进行建设，不能慢吞吞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近代中国的经济技术落后是与社会制度落后和腐败紧密相联的。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经济技术发展。中华人民国成立后，在政治上实行了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归国有等制度。随着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展开，粮食等原料和生活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很快发展起来。

　　为解决这个矛盾，也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对小私有的农业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特别关注农业合作化，写出了大量著作。

　　在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进行中，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还提出了第二次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任务。

　　“只争朝夕”地进行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高兴已经取得的成就，渴望取得一个又一个更大的成就。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咏道：

　　“只争朝夕”地进行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和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成功不必在我”的担当精神，有一种为了后代的幸福和富强甘愿自己系紧裤带过日子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卜算子·咏梅》就彰显了这些精神：

　　“只争朝夕”地进行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目的之一是维护国家独立。对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以老子党、老子国家自居干涉中国党和国家的内政，表示了愤怒。他的诗词《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的一些内容，反映了这种愤怒心情。

　　“只争朝夕”地进行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特别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搞出了“两弹一星”。

　　总起来看，当年领导的建设，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然，的“只争朝夕”也有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的一面。“”是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搞人民公社是制度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以群众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推动“只争朝夕”，说明在思想方法上没有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

　　后10年即“”的10年，是生命的最后10年，也是在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只争朝夕”的10年。这10年，诗词的创造力大为降低，诗作比较少。76首版本中这一阶段诗词只有5首：《七律·有所思》、《七绝·无题》、《五绝·无题》、《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贺新郎·改张元干词悼董必武》。

　　这5首诗词中有一首是直接描写“”的作品。这首诗是1966年6月作的《七律·有所思》。诗中“有事时”，“有所思”，“青松怒”，“败叶驰”，“惊世界”，“走旌旗”，勾画出“”的基本特征。这5首诗词中《七绝·无题》、《贺新郎·改张元干词悼董必武》两首是改写他人诗作而成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晚年诗词创造力的下降。这5首诗词中有两首是致郭沫若的。

　　发动“”是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苏联赫鲁晓夫“变修”那样的问题，担心中国跟苏联走而失去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担心接班人改旗、江山变色。新年诗词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社会基础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和思想，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孔子之道在文化上、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势必滋生江山改色的演变。试图通过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来解决这个社会基础问题。

　　上面5首诗词反映了解决接班人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解决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思想。《七绝·无题》和《贺新郎·改张元干词悼董必武》，反映了解决接班人问题的忧思。《七律·有所思》、《五绝·无题》、《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反映了解决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思想。“”是伴随着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开始的，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是纪念孔子的设施。事件后，从住处抄出手书孔子“克己复礼”的语录，“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运动随之兴起。郭沫若实际上是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但这时认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尊孔的，郭沫若是尊孔派。这样，批孔批儒也殃及到文化领袖郭沫若。

　　实践证明，在“”中解决文化、思想问题那种“只争朝夕”的做法，急躁冒进，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不仅未能解决问题，且带来严重的破坏性。

　　在延安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是思想的精髓。所以能走到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这得益于他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也得益他深受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精神的滋养，能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化结合起来。这还得益于他在实践中看清了把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当教条，根本不能接地气，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的“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越过了教条主义，就是明白了只有认识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新年诗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革命才有生命。这样，在延安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采取中国民族形式的活路。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脚踏中国实地，从中国历史中吸取智慧的活路。所以，指出：

　　在延安的讲话和文章洋溢着孔子的“好学”和“敏行”精神。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提出，是吸取中国历史智慧的结果，是他认识到接地气才能生存的结果。但“只争朝夕”第二阶段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要求，发动带来严重破坏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察网（）摘自《研究》2013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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